全部条文重排模式的优点是：（1）有助于实现对修改后法律文本的顺畅阅读。

[21]在这里，身份只是表明在法律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并不影响着作为实体的人所拥有的权利。针对法律制度中个人的缺失，日本学者野村稳指出：法律学本来是关于人的学问，在刑法学中，这种性质特别明显。

实际上，法律是建立在对人类的典型性行为的一般化了的心理假设基础之上的。法律存在的根基，恰恰就在于人除了扩张性的本能之外，还拥有分享社会情感、提倡彼此合作的社会本能。严格说来，司法公正寄寓于个案公正的实现，法律的大词要落实于生活中的小我，桥梁需由法官架起。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制度，普遍以人的尊严作为最高的伦理总纲（3）在应激的情况下，很难实现符合目的的行动，容易做出不适当的反应。

这个划分就是将心理过程区分为知、情、意三个方面。而在传统的罪过理论中，没有注意到情感因素，因而陈教授指出将情感纳入罪过心理势在必行。本文并不探讨中国法的主导性理论本身，而是从西方法律思想史的角度，考察这些理念的西方思想源流。

第二种权利观是19世纪法律实证主义的权利观。其一，政党的法官提名。（一）美国州系统法官选举中的政党推手美国法官分联邦和州两个系统，州法官的产生方式由各州宪法规定。他们既不会在共同的和纯理论的意识形态方面达成人权的共识，也不会对共同的和解释的原则达成一致的协议。

1910年前后，亚利桑那州起草了宪法。法律理论 如果我们从思想基础上考察，当代中国法律的指导性理论不外乎三：其一，共产主义法律理论。

在他看来，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近代的文明则起源于文艺复兴。法律是一种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8]斯大林时期的检察总长，前苏联的外交部长和莫斯科大学校长维辛斯基对法律的定义是法律是表现统治阶级意志的并建立在法律秩序之中的行为原则、以及为国家权威所确认的习惯和社会生活规则的总和，为保护、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统治阶级并为统治阶级所同意的社会关系和安排，它们的实施为国家的强制力所保障。[5][奥]凯尔森：《共产主义法律理论》，王名扬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其三，中国法律的传统。在州法官选举方面，密苏里计划遏制了政党在法官推举中的影响力。在司法机关部分，草案规定法官由民众选举产生。[12]就孙中山而言，他对政党的态度不断变化。

其二，法官的政党意识形态。[2][奥]凯尔森：《共产主义法律理论》，王名扬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从实践上考察，中国自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移植到了中国，西学派和中体派都在坚持和扩展着自己的法律理念。[15]参见周道鸾主编：《外国法院组织与法官制度》，人民法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王健编：《西法东渐—外国人与中国法的近代变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1821年，纽约州宪法规定，法官采用任命制：经参议会同意后，州长任命。宪法规定，法官应由非党派的选举（nonpartisan elections）而产生。[23]参见陈新华：《近代留美生与中国社会学》，载《求索》2005年第4期。政党是现代政治特有的现象，议会政治即为政党政治，行政权力运作受到政党的直接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中国法学受前苏联影响程度最深、时间最长。

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而政府之动作彼辈绝不与闻，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1992年，为了防止特殊利益集团控制品德选择程序，公众呼吁更公开、透明和公共参与的选择程序。

任晓：《古德诺与中国》，载《读书》2000年第7期。州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充当每个委员会的主席。

霍姆斯是共和党人，由共和党总统罗斯福提名进入联邦最高法院。[19]综上所述，政党通过两种方式影响法官的行为。

[4]凯尔森总结道，就法律与生产关系的关系而言，法律是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18]沃伦大法官主政最高法院期间，掀起了最高法院的公民权运动，让提名他的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大为光火，称任命沃伦是他最愚蠢的错误（the biggest damn-fooled mistake）。[19]David O Brien, The Supreme Court： From Warren to Burger to Rehnquist, in Allan Cigler＆Buedett Loomis, A-merican Politics： Classic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s,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9.[20]参加曾景忠：《古德诺与洪宪帝制关系辨析》，载《历史档案》2007年第3期。他建议，中国应学习西方科技以发展经济，不必抛弃儒家学说而接受西方哲学。

张学继：《论有贺长雄与民初宪政的演变》，载《近代史研究》2006第3期。另外，最高法院的办案日程也使案件的判定有了意识形态的交锋。

[2]凯尔森对共产主义法律理论的基本理解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那州组建一个由律师和非律师公民组成的非党派性质的选举委员会，该委员会提出候选人由州长选择任命。

密苏里计划融合了任命制和选举制，核心是让法官的选举尽量摆脱政党的影响。1940年，密苏里州在美国率先采用法官基于品德的选举程序（merit-based selectionprocess），史称密苏里计划（Missouri Plan）。

1912年2月14日，亚利桑那州正式成为联邦的第48个州。经梁启超聘请东西法学大家数人为顾问，以收集思广益之效的鼓动，1913年3至5月，古德诺来华就袁世凯法律顾问一职。另一方面，中国应该向英美法学习与借鉴法官的独立性和律师的法律技巧。[17]这样，以政治学家的观点来看，联邦最高法院就是一个政治的战场，宪法案件都是政治性的案件。

 三、中华法系的遗迹 法律是普遍的，还是民族的，中西学者争论了200多年。最终，1921年州法规定了先直接选举后间接选举的方式：第一步，党员直接选举自己的党员代表。

从1958年到1972年，半数的候选人并没有竞争者，三分之二的人赢得了选举。按照经典的理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一个发展阶段。

从这个意义上讲，以西方的法律观念反观中国的法律和法学，不失为一种他者的理论探究方式。在法律实证主义看来，权利仅仅来源于实在法的规定，而建立在自然法基础上的人权不过是修辞上的一种胡闹。